周六的上午，往往是我的“受难日”。
文化课检查-灵魂的鞭挞：
书房里，厚重的窗帘可能半掩着，营造出一种压抑的氛围。答错或遗忘，迎接我的不再是隔靴搔痒的打手心。
“罪己诏”：我必须跪在书房中央，用最屈辱的姿势（如头顶地，臀部抬起），大声地、重复地陈述自己的“罪过”：“儿子赵维刚愚钝不堪，辜负爸爸教诲，枉费妈妈心血，不知感恩，劣性难除……”言辞需极尽自我贬低，过程可能持续半小时以上，直到声音嘶哑，精神恍惚。
“耻辱烙印”（临时性）：陈武可能会用特制的、能留下短暂但清晰红痕的戒尺或藤条，在我最羞于示人的部位（如臀部、大腿内侧）进行责打。
每一下都伴随着冰冷的训斥：“这一下，打你不敬！”“这一下，打你怠惰！”疼痛与位置带来的羞耻感双重叠加。
事后往往被要求裸露着伤痕罚跪，深刻“铭记”。
“感官剥夺与强化灌输”：被蒙上眼罩，塞上耳塞（或只允许听到重复的训诫录音），置于角落罚跪。
在剥夺大部分外界感知的情况下，只能反复思考自己的“错误”和对“父母”的绝对服从。
陈武可能会突然扯掉眼罩，进行突击考问，答不上来便是新一轮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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