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童永谦的病情，如果当时杨平和徐主任的知识里缺少原发性阿米巴脑膜炎，这个患者不可能被救过来。
研究所的会议室内挤满了人，大家开始讨论这个神经内科病例，其实在研究所讨论各科病例是日常，因为这里培养的医生必需具备跨科知识。很多实验室的研究员不是临床医生，他们也很有兴趣过来听一听，扩展自己的知识，尽量减少自己在医学上的知识盲区。
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合作，在一起讨论病例，这是其它医院完全不可能有的模式，现在会议室中除了临床医生，实验室研究员，还有南都医大那边的博士、硕士们，大家非常积极，各抒己见，反正说的不好也不会被嘲笑。
“是不是遗传病，究竟来自哪一方，再检测一下他父母的基因就可以得出答案，如果考虑费用问题，我们可以帮他们做。”南都医大遗传学实验室的一位博士发言。
其实他说得没错，非常简单，只不过技术要求比较高，一般人不会这么做，一般医院没有基因研究的实验室，没办法进行复杂的全面的基因检测。三博医院依托南都医大的遗传学实验室，实行基因检测非常方便。
“顺便可以验证一下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要是他们没有亲缘关系，依靠遗传谱系来推测的基础就不复存在。”
另一个博士说。
遗传谱系来推测的前提条件是患者必须与遗传谱系里的人有亲缘关系，如果没有真实亲缘关系，那么患者就脱离了遗传关系，自然不能再按这个谱系来推测。
“这样做在伦理上有风险，不要因为一个病例引发一场血案。”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员说出自己的担忧。
病区的医生李国栋说：“这不是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我们只是做医学上的诊断，要弄清楚诊断，必需这样做。”
夏书说：“现在的医学模式已经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们要从生物、生理和社会三个维度来思考问题，所以也要兼顾到社会伦理，不能只从生物学角度来看问题，是否继续检查下去，最好征求他父母的意见，而且在征求意见的时候最好分别找他们父母谈话，双方同意才做检测，只要有一方不同意，这种检测就不能继续下去，否则会无意中引发家庭悲剧。“
这确实是个麻烦事，要是继续查下去，真查出孩子不是亲生的，这对他的父亲伤害挺大的，这是不得不考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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